未来，广东应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以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要抓手，实施政策体制集成创新，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政府层面来看，也在强调合规推动技术创新，以金融供给侧动能进一步服务好实体经济，实现金融科技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就需要把技术伦理与数据伦理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所以，任何经济社会与金融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因素，金融科技伦理建设必须真正以人为本。

我们认为，新形势下应该把伦理建设作为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抓手。03加强金融科技伦理建设的重点环节 我们认为需要从如下层面推动金融科技伦理治理。无论是科技伦理还是金融伦理，都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二是对老年、残障等人群的需求痛点关注不多，因智能技术运用困难导致的数字鸿沟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采集、数据共享等等方面的功能不断的优化升级，使得数据要素逐渐成为新经济、新金融的重要生产要素，与此同时也都面临数据隐私泄露，数据非法售卖等一些典型数据伦理问题。

打着科技创新幌子模糊业务边界、交叉嵌套关系、层层包装产品、实施无证或超范围经营等监管套利行为。就金融人才伦理而言，这就是强调在全新的环境下如何强化专业人才的德才兼备。第三，以20世纪90年代为基准，各国食利性收入份额占比的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美国、荷兰、英国、日本、德国。

特别是，在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与需求机制形成一个怪圈：越是资产贫困者，越是不能积累资产进行投资，他们仅有的储蓄会成为资产富裕者投资的资金来源。金融稳定委员会最新报告（FSB，2021）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球金融资产规模（包含中央银行、存款类机构、非银行金融中介、公共金融机构等）已经达到468.7亿美元，而2004年的时候还远不到200亿美元（见图1）。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自2005年以来急剧攀升，在2015年达到8.4%的峰值，一下子超过了英国、美国。资本又回来了，导致资本收入份额占比上升，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从而打破了所谓的卡尔多事实（Kaldor，1961）：即各种生产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大体上稳定不变。

Haveman Wolff （2004）发展了这一概念。中国顶端10%人群财富拥有量占居民财富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到不到0.478上升到2011年的0.667。

更长时段的数据显示（见图2），1950—2011年，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国内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重都在不断上升，其中，发达经济体尤甚。2.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信贷方面的歧视，无论是基于所有制、产业或是区域，都会产生不平衡与不协调的结果，导致不平等加剧。房地产将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连接在一起，起到了枢纽作用。

但由此也使得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中失去了位置。金融压抑导致金融发展不足，形成了信贷歧视、金融排斥。而日本和德国以银行为主导，金融化程度就没有那么高。（2）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未来房地产业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部门，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关联交织的枢纽。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宏观杠杆率再度攀升，2020年底达到270.1%的新高（见图8）。

（1）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摆脱金融压抑。金融科技的崛起为这一讨论增加了新因素，金融发展甚至都需要重新定义。

理论表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金融市场缺陷限制了穷人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机会，从而阻碍了他们摆脱贫困。Brei et al（2018）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迈向现代化新征程中，不能再走牺牲农民利益的老路。图3表明，大萧条之前，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美国超额工资上升非常快，高于基准工资40%以上。金融深化刻画的是一个经济体通过减少管制、推进市场化，摆脱金融压抑的束缚，带来金融发展，这往往发生在一个落后经济体中。本部分从宏观、动态视角进一步讨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充分展示在一系列金融制度与政策安排下金融发展影响不平等的复杂性，而大量的实证分析也使二者的作用机制从模型走向现实。

一方面，随着金融的发展，尤其是金融科技的运用（如移动金融服务），最有可能将无银行账户的群体纳入正规金融体系。这三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分配效应。

政府要承担保障性住房方面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帮助居民减少住房相关支出，降低居民杠杆率。另外，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金融不过是面纱，不会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房产差距对居民财富不平等的解释力还在增大。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金融发展的特点。

抵押问题，本质上是信任问题。简要文献回顾 金融，最朴素的理解，就是跟金钱打交道，与穷人无关。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偏高（甚至是畸高）显示：经济出现脱实向虚（见图10）且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向金融业倾斜。他们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影响不平等的机制较为复杂。

这里探讨信贷市场完善一定程度上能突破父辈财富的制约，促进人人享有相对平等的教育机会，是金融有利于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机制。根据资产负债表，经济体中的每笔债务一般都有对应的资产，因此，本文也可以从债务角度来观察全球的金融化发展。

另一方面，资产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但经验分析展现了其中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应加强技术攻关，打通普惠金融信贷业务中存在的堵点，帮助金融机构提质、降本，为商业可持续性汲取动力。如图9所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德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为平稳甚至略有下降（除了2000—2007年的全球化繁荣时期有所上升）。

一方面，资产差距来自收入差距的积累（包括对父辈财富的继承）。房地产于居民而言，是其立足之地，也是最重要的财产。以上这一简约的分析框架，揭示出金融在持续不平等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2）金融业增加值偏高。

而父辈财富（意味着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往往是影响机会平等的重要因素。就个人来说，假设收入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人力资本获得工资，另一个是通过拥有资产获得资本收益。

金融与收入不平等：微观视角 金融影响不平等的机制有很多，本部分从微观个体出发展开讨论。但近年来基尼系数又有所回升，2019年为0.465，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随着更多低收入人群开始负债，居民部门杠杆率不断攀升，信贷大幅增长推升了资产价格（如住房价格、股票价格），这使得拥有更多房产和股票的人财富增长更多，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其主要理论机制是：信贷可获得性的提高允许更多家庭的选择和决策可以基于支出的合理安排，而不受继承财富的影响。

(责任编辑：安顺市)